王受之是汕头大学长江设计学院副院长，研究建筑、工业产品、平面、时装、汽车、城市规划、插图、现代和当代艺术、娱乐等方面的史论。曾担任过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“艺术中心设计学院”理论系教授。他出版了《王受之设计史论丛书》、《世界现代建筑史》等专著。在发表了文化随笔《骨子里的中国情结》时，接受了采访。
问：王教授，我注意到您出了不少书，而且门类繁多，涉猎面极广，比如有世界时装史、美国插图史、现代设计史、广告等等，甚至还有一本《战后美国史》，还得了全国社科类金奖。请问您是如何做到如此博学的？
王：我认为文化都是触类旁通的。从整个世界来说，知识分子这一“种群”已然退化。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广义的知识分子。20世纪初期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，像鲁迅等，都是全才，但现在的知识分子知识面越来越窄，都是所谓的“专家”，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。造成这种状况和我们多年来的教育有关系，尤其体现在大学教育上。从国内大学的选修课类型即可看出这一点，三分之一的课是选修，三分之二是必修，美国则正相反。我的确有意识地把自己培养为一个杂家，而不愿只当单一的“专家”。
问：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呢？
王：这与我父亲有关。我父亲是当年知名的作曲家王义平，他原来是学医的，后来改做音乐，他的经历使我感悟到很多东西。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，学习美国史，师从历史学家吴于廑，他很器重我，夸我有两个强项：一是语言能力强，一是知识面广博。他有番话对我很有启发，他说，金字塔为什么那么坚固，因为基础很宽大，而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不是金字塔，而是“棍儿”。从那时起，我给自己立下方向，无论在哪一行做到多“尖”，都更要“博”。
问：涉猎广博必定要花费时间，您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的呢？
王：最重要的是经济科学地使用时间。我有两点心得：一是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有全盘规划。人生过程中难免出现几种可能性，比如做了不想做的工作等，但当你掌握一定技能时，最好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做。二是要做好比较细致的时间安排，如全年的、每月的、每天的，这样把远程、中程的各种计划都事先做好，然后尽力去完成。总之，如果有了很好的时间计划，又有了长远的人生目标，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。
问：您对时间很有紧迫感吧？
王：我喜欢在时间问题上“一鱼两吃”甚至“三吃”。因为不管你聪明与否，只能活七八十年，而能好好利用的只有二十来年。三四十岁你还不成熟，七八十岁已经老了，五六十岁时正年富力强，如果不好好利用，就可惜了。
问：您认为自己算是精明人吗？
王：我在感情上不精明，很木讷。另外我在投资上也不精明，刚到美国时“苹果”原始股发行，我不敢买，到现在都从不买股票。
人生重要一步是放弃专业
问：能取得目前的成就，您认为在人生中走的最重要一步是什么？
王：是1957年父亲被打成“右派”之后，我发现只能靠自己，谁都靠不了，所以我有意识地要求自己一切都要做得最好，要十全十美，每一样我都努力去学。我的同声翻译可以说是全国一流，我现在又在学习西班牙语，因为我居住的洛杉矶，有一半人讲西语。最重要的一步是我放弃了所学的专业。知道吗？我虽然被人称为现代设计教育奠基人，但我的本专业不是学设计的，我是学美国历史的研究生。当时国内一共培养了4个美国问题专家，我算一个。我们全部分配到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，但我放弃了。我觉得设计实用，而且我更喜欢设计。在读大学前后，我从事了大约7年的设计实践，参加过9届交易会，所以去了广州美院。那时别人都不服，说我只是外语好，但我不管，只花了4年时间就做到正教授和主任，并把现代设计的课开起来。我在国内应该说是最早搞现代设计的。1982年，不是有“南王北柳”一说吗？北柳是指北京的柳冠中，南王就指在广州美院搞现代设计的我。
问：后来还有重大转折吗？
王：1984年我去了香港理工学院，眼界一下子开阔了，两年后去了美国，虽然从头再来，但我满心欢喜。我喜欢从零做起的感觉，而且敢于否定自己。我想我是那种喜欢挑战的人。
问：您现在手头正在做些什么？
王：我在写一套通俗的书。这是受到余秋雨的影响，从他的书的畅销，我发现中国人还是喜欢看通俗的文化。现在有一种现象，就是专家写给专家看，业余的写给业余的看，还有很多人写时尚不到位，所以我决定写一些通俗的专业故事，叫“王受之讲故事丛书”，计划50本，目前已出了两本，建筑和工业产品的。
问：您在平面设计方面也堪称专家，深圳现在打造“设计之都”，您怎么看？
王：现在世界上真正的“设计之都”一是米兰，二是巴黎。要称得上是“设计之都”，得要求这个城市有足够的商业氛围和巨大的产业，产业大，客户才会多。